事情要从上周日晚上10点20说起，结束了一天辛苦忙碌的人们在美术馆的公交车站等车（这里离始发站不远，基本所有等车的人都会有属于他们的座位，所有这里等车的人比一般的站点多）。这时正巧一辆112来了，疲惫的人们纷纷上了车，找属于他们自己的座位坐下来，我走到了车厢的最后一排的找了一个人少的车厢角落站了下来。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慢慢的踏上了112路车的台阶，从他们满头白发和缓慢的步伐上判断这两位老人应该年过“耄耋”了，老人们在车的前部分停住了脚步，一位刚刚坐下去的女士拖着自己疲惫的身体站了起来对那个老奶奶说：您坐在这里吧。老奶奶连声道谢并坐在了座位上。公交车上站立的人之中除了我只有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和那位刚刚让过座位的中年女士。车子开动了，老先生的身体随着车辆的颠簸上下起伏着，一位坐在后边一排的先生站了起来让那位“耄耋”老人坐在他的位置上，那位老人坚决不肯，说：“不用，我很快就下车了，真的不用。”但是在那个先生的坚持下，“耄耋”老人坐在了本属于那位先生的座位上。大家读到这里应该觉得事情进展的很顺利，老人们得到了别人让出的座位，我们车厢中上演着一幕幕和谐的场景。但当那位刚刚让过座位的先生转过头和我面对面的时候我才知道那位老人为什么执意不肯坐他的座位，因为从那位先生满脸的皱纹判断那位让座的先生也已经年过“花甲”了。也就是说一位60岁的老人在112公交车上给一位70岁的老人让座位。

  让人费解的正在这里，问题的症结也正在这里。因此，我要问的问题就是──

  那些坐在边上的年轻人为什么不给老年人让座位？

这从北京中社会的工作者的年龄结构谈起，在北京工作者年龄是多大呢？男人18周岁到60周岁，女人18周岁到55周岁为法定工作年龄。也就是说，相对年轻些的，“坐在座位上的”人们而言他们都是辛苦的上班族，一般10点左右乘公交车回家的大部分从事的工作都是简单的体力劳动，对于座位而言，这些年轻人对公交车上座位的需求会更迫切。但是，从道德的角度而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向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让座位的问题上不是“需求”占主动，而是“道德的底线”。如果北京的公交车上坐着的都是一些年轻人，而站着的是那些不会为社会创造价值，逐渐被社会淘汰的老年人的时候。这不是社会的进步，而是社会道德的沦丧。

  那些为什么那位“花甲”老人给“耄耋”老人让座了呢？

  一位“花甲”老人给包括我在内的年轻人上了最生动的一课，他在用他的实际行动拯救这个社会的“道德价值”。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让一个满头银发的“耄耋”老人站在一个“花甲”老人的身前，在这两位老人心中是感受呢？这位“花甲”老人站起身来，给在座的所有年轻人一个台阶，这个台阶让我们都能心安理得的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不必为有个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没找到座位而忧心忡忡，毕竟有人为了“耄耋”老人让过座位了，哪怕这个人也年过“花甲”。

  难道在座的那些年轻人真的心安理得，不再忧心忡忡了吗？